第二二一篇
书法经典钩沉·东汉书法·郙阁颂
被低估的巨人：《郙阁颂》如何颠覆我们对汉隶的想象
诗文/卢秀辉
《郙阁颂》歌
镂刻藏深峡，峥嵘陇蜀间。
摩崖春雨立，斧凿万千般。
太守兴徭役，析桥倾险关。
吏民怀德政，商旅破愁颜。
荒僻承鸿制，砂岩记厚顽。
纵横随嶂势，疏密应天悭。
双刃雕棱角，斜锋挫梗弯。
崩颓成锯齿，斑驳化纹环。
结字欹而正，构形迁亦娴。
逆波沉坠石，竖戟贯空山。
撇捺乱云聚，点钩星斗攀。
章华因利导，气韵共潺湲。
野性凌宗庙，浑沦藐末班。
隶楷穷变际，金匮肇开圜。
唐宋湮迷雾，明清出旧纶。
灵犀存断简，江岸遗苔虨。
拓本传神采，剜痕损辙䡲。
品评分优劣，考辨沥诚艰。
论艺须弘道，观书要思眅。
衰荣抛世运，显晦契时邖。
巨手虽残笔，精魂不可删。
今朝重审视，古雅待追还。
绝壁龙蛇走，沧浪日月闲。
惟怜真魄在，莫作急流矕。
再估汉碑史，凤凰岂轻肦。
前言
《郙阁颂》始终是书法史叙述中的“边缘角色”。然而，正是这种“边缘性”，赋予了它超越规整庙堂书风的野性生命力——没有碑碣形制的束缚，没有官方审美的规训，它以悬崖为纸、以凿刀为笔，将东汉隶书的厚重与山野的粗犷熔于一炉。它不仅是东汉隶书演化末期的“活化石”，记录着隶变向楷书过渡的关键痕迹，更是一部被石头封存的书法变革宣言，昭示着书法艺术突破规范、拥抱自然的另一种可能。本文将以《郙阁颂》为原点，深入其文本内核、材质特性、工艺细节与艺术肌理，探寻被常规书法史叙事遮蔽的真相，为汉隶艺术的多元解读补上关键一环。
悬崖上的纪功碑
《郙阁颂》全称《汉武都太守李翕析里桥郙阁颂》，刻于东汉建宁五年（公元172年），比《杨叔恭残碑》晚一年，同属灵帝时期的碑刻。其内容核心是记载武都太守李翕主持修建析里桥阁道的事迹，但这篇铭文绝非单纯的官样文章或歌功颂德之作，而是一篇融合工程纪实、地理叙事与政治修辞的复合文本，字里行间藏着东汉晚期地方治理的深层逻辑。
文中“析里桥阁，临江嶮巇”“下有不测之渊，上有悬崖之峭”等句，不仅精准描绘了蜀道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”的天险环境——析里桥地处今陕西略阳，是陇蜀通道的咽喉，江水湍急、崖壁陡峭，自古便是交通难题——更暗含了汉代官吏对边陲交通治理的重视。在中央权威渐衰的东汉晚期，地方官吏的政绩不再局限于赋税征收或治安维护，“兴修基建、打通通道”成为巩固统治、惠及民生的关键举措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碑文多次强调“百姓欢欣，商旅赞颂”“君子安乐，庶士悦雍”，看似是常规的颂赞之语，实则是将公共工程与民生经济直接绑定：桥阁道的修建，不仅解决了百姓出行难题，更打通了盐铁等物资的运输通道，让商旅通行更安全、贸易更顺畅。这种“基建即民生”的表述，折射出东汉中后期地方治理中“实用主义”倾向的崛起——相较于空洞的道德说教，看得见、摸得着的工程实绩，更能赢得民心与权威。
此外，碑文对工程细节的记载也颇具价值，如“造作桥阁，万世之基”“□□守节，非可禁防”等句，既点明了桥阁道的“长效价值”，也暗示了修建过程中的艰难。这种将“功绩”与“艰辛”并置的写法，让碑刻的纪功属性更显真实，而非一味夸大。可以说，《郙阁颂》不仅是一块书法碑刻，更是一份记录东汉晚期地方治理、经济交通与社会心态的“原始档案”，为我们理解其书法风格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语境。
隶变末期的社会镜像
《郙阁颂》的创作背景，深植于东汉晚期特殊的社会土壤，其书写者身份、书写动机，都与当时的政治格局、经济需求紧密相连，绝非偶然。
从政治维度看，灵帝时期的东汉王朝已显颓势：宦官与外戚争斗不断，中央政权内耗严重，对地方的掌控力逐渐减弱。在这种背景下，地方官吏反而成为实际治理的“核心力量”——他们手握行政、军事权力，既能主导地方基建，也能稳定区域秩序。武都太守李翕修建析里桥阁道，表面是“为民办实事”的政绩工程，实则暗含巩固地方权力的深层考量：通过解决交通难题，赢得百姓与商旅的支持，强化自身在陇蜀地区的权威；同时，打通陇蜀通道，也能加强与周边区域的联系，提升武都郡的战略地位。这种“以基建固权”的逻辑，是东汉晚期地方治理的典型特征。
而书写者仇靖（字子长）的身份更具深意。据碑文末尾“故吏仇靖字子长书此”的记载，仇靖是李翕的“故吏”，即曾在李翕手下任职的下级吏员。这一身份打破了“汉碑多出自名家之手”的刻板印象——事实上，汉代绝大多数碑刻，尤其是地方碑刻，均出自这类无名书吏之手。他们长期负责文书书写、档案记录，熟悉隶书的日常应用，是隶书“日常化”“地域化”的直接推动者。与庙堂碑刻的书丹者（多为文人或专业书家）不同，仇靖的书写更贴近“实用书写”的本质：不追求极致的精致与规范，而是以清晰、有力为首要目标，同时融入地域书写的习惯与个性。这种“非专业书家”的书写视角，恰恰是《郙阁颂》区别于《礼器碑》《乙瑛碑》等庙堂碑刻的关键——它没有刻意雕琢的“庙堂气”，反而多了几分自然随性的“山野气”。
从经济维度看，《郙阁颂》的诞生与蜀道沿线商贸活动的繁荣密不可分。东汉晚期，尽管中央政权动荡，但地方贸易并未停滞，尤其是陇蜀地区，因盛产盐、铁、丝绸等物资，成为重要的贸易枢纽。略阳作为陇蜀通道的关键节点，既是军事关隘，也是商旅必经之地。然而，险峻的蜀道始终是贸易的“绊脚石”——江水湍急、山路陡峭，货物运输困难且危险，商旅时常因交通受阻而蒙受损失。因此，修建一条安全、通畅的桥阁道，成为商旅群体的迫切需求。碑文中“舆徒欢喜，工力万计”一句，便暗含了商旅对通道开通的期待与喜悦。这种强烈的社会经济需求，解释了为何在偏远的悬崖上会出现如此规模的刻石：它不仅是为李翕纪功，更是对“资源控制与流通权力”的宣示——桥阁道的存在，意味着对陇蜀贸易通道的掌控，而碑刻的镌刻，则是将这种“掌控权”永久固化在石头上，让后世知晓这一功绩的归属。
石头的语言
《郙阁颂》与其他汉碑最直观的区别，在于其“摩崖”载体——它不是人工打磨的规整碑石，而是直接刻在天然崖壁上，这种材质与形制的差异，从根源上塑造了它的书法风格，堪称“石头的语言”。
其载体是一面天然砂岩崖壁，高约170厘米、宽约125厘米。砂岩的特性与洛阳、曲阜一带碑林常用的石灰岩截然不同：石灰岩质地坚硬、细腻，适合精细镌刻，能最大限度保留毛笔书写的细微笔触；而砂岩质地相对松软、颗粒较粗，易于下刀，但也容易因风化、水流侵蚀而受损。这种材质特性，决定了《郙阁颂》的书法必须“因地制宜”：书丹时无法像在平整石碑上那样追求精准的笔画位置，需根据石面的起伏、纹理调整笔触——石面凸起处，笔画可能略细、略短；石面凹陷处，笔画可能略粗、略长；甚至石纹的走向，也会影响线条的倾斜角度。这种“向自然妥协”的书写，让线条少了几分人工的精致，多了几分天然的粗犷，形成了“以天然残缺对抗人工完美”的独特美感。
刀与笔的共谋
汉碑艺术是“笔”与“刀”的结合，但《郙阁颂》的特殊性在于，刻工并非被动复制书丹痕迹，而是以“刀”为主动创作工具，对书法进行了二次重塑，形成了“刀笔共生”的独特面貌。
研究高清拓片可见，《郙阁颂》的刻工采用了独特的“双刀斜刻法”：刻工先在书丹笔画两侧刻出两道倾斜的刀痕，再剔除中间的石料。这种技法的特点是，刀刃入石角度较大（约45度），导致笔画边缘容易出现崩裂、剥落，形成粗犷的锯齿状效果。在传统碑刻审美中，这种“崩裂”可能被视为“工艺缺陷”——毕竟《礼器碑》《乙瑛碑》的刻工追求的是“刀随笔走”，让刀痕完全服务于笔意，尽可能隐藏刻凿痕迹；但在《郙阁颂》中，这种“缺陷”反而成为了风格的“亮点”：横画末端的波磔，因边缘崩裂而更显厚重，如同磐石般沉稳；撇捺的出锋，因石质剥落而增添朦胧感，不似庙堂碑刻那般锋芒毕露；甚至竖画的中段，也因颗粒状的石质而呈现出“毛糙”的质感，让线条更具张力。这种“以缺陷为美”的处理，让《郙阁颂》的书法脱离了“笔墨的流畅性”，转向了“金石的凝重感”，每一笔都像是用钝刃劈凿而出，带着山野的蛮力与沧桑。
更关键的是，刻工并非简单复刻书丹，而是进行了“以刀代笔”的二次创作。许多笔画的形态，明显是刻刀直接凿出的结果，而非毛笔书写的痕迹：例如“之”字的转折处，可见多层刀锋叠加的凿痕，不是毛笔圆转的弧度，而是刀凿的方硬棱角；“水”字的三点水，不是毛笔的轻盈点画，而是三个深浅不一的凿坑，呈三角形排布，更显厚重；甚至部分横画的起笔，没有毛笔藏锋的圆润，而是直接以刀斜切，形成锐利的方笔，如同斧劈刀削。这种“刀意盖过笔意”的处理，让《郙阁颂》的书法多了几分“刻凿性”，少了几分“书写性”——它不再是“石头上的毛笔字”，而是“用刀刻出来的书法”。这种“笔为刀服务”的创作逻辑，与庙堂碑刻“刀为笔服务”的逻辑截然相反，却恰恰成就了《郙阁颂》的独特风格：它不追求笔墨的细腻与流畅，而是追求刀凿的力量与质感，将书法的“软美”转化为“硬气”，成为汉碑中“金石味”最浓郁的作品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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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郙阁颂》的艺术辩证法则
《郙阁颂》的书法艺术，核心是“野性”与“秩序”的辩证统一：看似粗野、随意的外表下，藏着严谨的笔法、结字与章法逻辑，这种“外乱内整”的特质，让它在汉隶中独树一帜。
从结体来看，《郙阁颂》看似笨拙、欹侧，实则暗藏精妙的平衡术。它不追求《熹平石经》那种绝对的对称、规整，而是以“动态平衡”为核心：许多字的部件看似高低错落、左右失衡，却能通过某一笔画的调整，达成整体的稳定。例如“继”字，左部“纟”旁略高，右部“糸”旁略低，左右部件呈倾斜之势，看似要“倾倒”，但右部最后一笔斜捺却顺势向下延伸，如同“秤砣”般稳住重心，让整个字在欹侧中恢复平衡；再如“渊”字，三点水并非垂直排列，而是呈弧形向上弯曲，右部“渊”的主体则略向左倾，与三点水的弧形形成“围合之势”，既化解了左轻右重的失衡感，又让结体多了几分灵动。这种“不正而正”“以奇求正”的结字法则，是《郙阁颂》对汉隶结体的重要突破——它打破了“对称即美”的常规思维，用动态的平衡替代静态的规整，让每个字都充满生命力，如同山野间的树木，虽不笔直，却扎根土壤、姿态自然。
从线条来看，《郙阁颂》的线条是“钝刃劈出的金石味”，兼具力量感与沧桑感。其线条以方笔为主，起笔多为露锋斜切，如“一”字的起笔，直接以刀斜入石面，形成锐利的方角，没有丝毫藏锋的圆润；收笔则常顿挫回顶，如竖画的收笔，不是顺势出锋，而是略作停顿后向上回顶，形成“枣核状”的节点，让线条末端更显厚重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“波磔”的处理——作为隶书的标志性笔画，多数汉碑（如《曹全碑》《杨叔恭残碑》）的波磔追求轻盈上扬，“雁尾”挺拔飘逸；而《郙阁颂》的波磔却反其道而行之，“雁尾”不向上扬，反而压抑为短促下沉的形态，如同磐石坠地，力量蕴含其中，不张扬却极具冲击力。这种“反波磔”倾向，绝非偶然，而是隶变末期的关键信号——它预示着隶书的波磔开始弱化，向楷书的“捺画”过渡，为后世楷书的形成埋下了伏笔。此外，线条的“毛糙感”也为其增色不少：因砂岩质地粗糙，刻出的线条边缘不光滑，呈细微的锯齿状，如同历经风霜的老树表皮，带着时间的沧桑。这种“不完美”的线条，比光滑细腻的线条更具质感，更能传递出山野的粗犷与力量。
从章法来看，《郙阁颂》的章法是“摩崖的空间诗学”，实现了“人工秩序”与“自然地貌”的完美融合。全文共21行，每行约27字，但实际排布毫无刻板之感：石面凸起处，字距略紧，文字“挤”在一起，却不显杂乱，反而形成视觉焦点；石面凹陷处，字距略疏，文字“松”开来，给人呼吸的空间；甚至出现字组堆叠的情况，如“衡夷”二字，因石面狭窄，几乎粘连在一起，却通过笔画的穿插避让，保持了可读性。这种章法不是“预先设计”的，而是“临场应变”的——书丹者与刻工根据崖壁的实际情况，随时调整文字的位置与大小，让文字与崖壁的每一寸空间都“严丝合缝”。这种“因地成文”的传统，对后世摩崖书法影响深远，如北魏《石门铭》、唐代《纪太山铭》，都继承了《郙阁颂》“与自然对话”的章法逻辑，成为中国书法中独具特色的“摩崖流派”。
褪色的辉煌
《郙阁颂》的命运，与其书法风格一样曲折——它曾因蜀道湮没而被遗忘，因金石学兴起而重获关注，又因现代工程而受损，其物质载体的变迁，本身就是一部微型的书法接受史。
唐宋时期，因蜀道线路的调整，析里桥阁道逐渐废弃，《郙阁颂》所在的悬崖也被淹没在荒草与江水之中，罕为人知。直至南宋，金石学家洪适在《隶释》中收录了《郙阁颂》的全文与释文，才让这块“悬崖上的碑刻”重新进入学界视野。洪适在书中称赞其“书体古雅，有汉隶风骨”，虽未过多展开，却为后世研究留下了重要线索。
明代是《郙阁颂》研究的重要阶段。此时，金石学逐渐复兴，学者开始实地寻访汉碑，《郙阁颂》的拓本也开始流传。但由于崖壁风化严重，明代拓本已显残泐——部分笔画因石质剥落而模糊，个别文字甚至完全缺失。即便如此，其独特的书法风格仍吸引了不少书法家的关注，如明代书法家赵崡在《石墨镌华》中评价其“结字古拙，有三代遗意”，将其与上古文字的质朴感相联系，可见其艺术魅力已突破时代局限。
清代是《郙阁颂》地位提升的关键时期。乾嘉学派推动金石学走向鼎盛，学者们对汉碑的研究从“文本考证”转向“书法赏析”，《郙阁颂》的艺术价值被重新发掘。阮元在《北碑南帖论》中，将其与《西狭颂》并称为“陇南双璧”，认为二者“皆具摩崖之雄健，补庙堂碑之柔媚”；包世臣在《艺舟双楫》中更是深入分析其笔法，指出“《郙阁》方笔沉厚，实开北魏书风之先”，首次将其与后世书法风格的演变关联起来。
1970年代，当地为修建公路，对《郙阁颂》所在的崖壁进行爆破，导致原石崩落江中，损毁严重。虽然后来文物部门从江中打捞起部分残石，但多数文字已残缺不全，无法还原原貌。如今存于陕西略阳灵岩寺的《郙阁颂》，实为残石拼合与后世剜刻的“混合体”——部分能辨认的文字保留了原刻风貌，而缺失的文字则由后人根据拓本补刻，补刻部分虽力求贴近原刻风格，却少了几分天然的粗犷与力量。这种“残缺与补全”的现状，让《郙阁颂》的“真实性”变得复杂，已非东汉原刻的完整面貌，而是层层历史创伤叠加后的“重构品”。
结语
《郙阁颂》的“野性”，源于摩崖载体的天然属性与刻工的刀凿力量——不迎合庙堂审美，不追求笔墨流畅，而是以砂岩的粗糙、凿痕的厚重，展现书法最本真的“力量感”。这种“野性”，打破了“汉隶必规整”的刻板印象，证明隶书在官方体系之外，还有着更自由、更多元的表达可能。它的“残缺”，则源于千年的风化与人为的损毁——文字的缺失、线条的模糊，非但没有削弱其艺术价值，反而增添了“想象空间”，让观者在残缺中品味历史的沧桑，在模糊中感受书法的张力。这种“残缺美”，是规整碑刻无法复制的，也是《郙阁颂》最独特的魅力所在。
传统汉隶史多以庙堂碑刻为核心，强调“规范”与“典雅”，却忽视了地方碑刻、摩崖刻石的价值。而《郙阁颂》说明：汉隶的演变，不仅发生在洛阳、曲阜等文化中心，也发生在陇蜀等边陲之地；不仅由文人书家推动，也由无名书吏、民间刻工创造；不仅追求“精致美”，也崇尚“自然美”。它连接了书写与镌刻、人工与天然、规范与自由，填补了汉隶史中“边缘叙事”的空白，成为重构汉隶多元谱系的“终极拼图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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卢秀辉山水作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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